民国书坛的三驾马车

李振九先生是民末国初洛阳著名的书法家，他与同时代的清末翰林林东郊、举人高福唐鼎足而三，共同组成民国洛阳书坛的三驾马车。虽然当时洛阳尚有王广庆、乔馨甫、周维新、许鼎臣、李馨佛等地方名家，但与林、高、李三位相比，均属拱辰之星。特别是在林东郊去世之后，高福唐、李振九更是一时瑜亮，为洛阳下学人新推重。在此三位之前，洛阳没有出现较为著名的书法家，虽然明末清初曾诞生过一位兼擅书画的名家孟庐陵，但下延至林、高、李，其间已二百多年。确切地说，洛阳虽为文化古都，在近现代，洛阳的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因此，我们又可以确切地说，假如没有林东郊、高福唐、李振九，近现代洛阳的文化艺术将更加暗淡，可以说，林、高、李三位是民国洛阳书坛的闪光点。林东郊病故于1937年，高福唐病故于1955年，李振九病故于1961年，以谢世最晚的李振九算起，到今天已近五十年了。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评价这三位先辈，他们仍然是洛阳文坛可资骄矜的资本。如果写五四以来的洛阳书法史，李振九先生都不失为其中浓重的一笔。

李振九先生作为世家子弟，从小读书，走的是仕宦道路，他十五岁中秀才那年，是1904年，之后，科举制度便被废止了，所以，他只落了个秀才出身，与林东郊的进士、高福唐的举人相比，李振九“学历”最低，但林东郊生于1867年，高福唐生于1873年，李振九生于1889年，李振九年龄最小，与林东郊相差22岁，他不是不能跻身于进士行列，而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关于李振九的学书经历，其最初阶段，与常人并无二致，在李振九生活的年代，毛笔是唯一的书写工具，临写古人是唯一的学书途径。先临古人的法帖，然后坚持下来勤学苦练，但为时不久，李振九便冏异于常人，这是因为他有着书法的特殊禀赋。一是悟的早，悟性高，遍临古人，遍临诸贴，见的多，自然获益就广。二是想的多，就是用心，善于动脑筋，善于琢磨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开窍，开了窍，提高自然就快。三是不满足，不满足只会一种书体，一般人学书，只停留在楷、行二体，他们是从实用角度来指导自己的。而李振九胸怀广大，他的志向是要成为书法家，所以，他懂得博涉兼名家名碑名贴，力求真草隶篆四体兼备，这既体现着他深厚的艺术修养，也反映出他成名成家的雄心。四是他深知功力对书法艺术的厚植作用，故他肯下苦功，终生不敢懈怠，直至晚年犹临池不辍。他不像今天许多年轻书家善于取巧、走捷径。取巧尽管也是“学书”的途径之一，但终难逃脱行家的法眼而被讥为炉火欠工。

关于李振九书法艺术的精髓部分，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也不再多说了。下面仅就我个人的理解，谈点粗浅的看法。

对先生的书法，总体印象是：结体端庄，行气谨严，形式典雅，功力深厚。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媚，即俏丽，秀润，特别是行楷书，秀润无比，如贵妃出浴，如美女簪花。就此两种书体而言，稍近于林东郊也略别于高福唐。林东郊建基于褚，高福唐筑基于颜，李振九得益于欧赵，三位着力点不同，但均能走出一番天地，应当是很可贵的。李振九的行草，师法“三王”，主要是大王的《圣教序》，我见过他临写的《十七贴》，简直可以用酷似二字来形容。李振九先生一生对传统的理解和遵循，是洛阳后来的几位书家所远远不及的。他的各体书法，都显示着扎实的功底。他之后的张文会、孙区川、朱玉璋、李毅夫四位书家，尽管各具面目，但就功力而言，皆无法与李先生比肩。

李振九先生的书法植根于传统，其功力之深是大家所公认的。但也正是其传统之基夯得过于厚实的原因，导致了他一生固守传统。就艺术的发展规律而言，不论书画、绘画、诗词等诸多门类，每位艺术家基本上都要经过早期、中期、晚期的嬗变过程，都是有阶段性的突破。早期为不成熟期，局限于功力与学养，只能体现才气而不能体现才情。中期和晚期一般要经过两次飞跃，即中年变法和衰年变法，这种变法是艺术向高层的升华。这种嬗变，在林东郊、高福唐、李振九三人身上，尤以高福唐体现的最为明显。高福唐晚年，以颜体为骨架，融合黄山谷，自创了一种山村野夫舞弄长枪大戟的“高体”书法，虽曾被人讥为“山村野人”，但毕竟是一次创新尝试，并且使高福唐的个性风格得到最大张扬。李振九先生的行草书典雅秀美，但缺憾是秀润有余，风云气略显不足，并且有流媚的倾向，而且几乎以一种面目终其一生。他既有别于林东郊的萧散疏朗，又有别于高福唐的浑厚朴野，而搃其三家，皆缺乏王铎的汪洋恣肆。林、高、李皆生在王铎之后，尽管都曾临写过王铎，但都没有从王铎的草书中汲取营养，这是很可惜的。沈鹏的草书虽然单体结构有不少变化，但就气势而言，根本无法与王铎匹敌。他建了一个书法馆在王铎书法馆内，以轻滑比雄强，以小巫见大巫，是很不明智的。当然，王铎的草书雄视百代，当今中国书坛尚无一人可以达到他的高度。

李振九先生的形草书自是一种态度，它与先生的性情互为因果。据我的揣度，先生中年以后，也会考虑过变法，我们试从他的这本集子中可以看出些许痕迹，如集子第17页的“谢傅心情托山水，子瞻风骨是神仙”的这副对联，与其他行书对联意趣自别，显露已向浑穆高古迈进的迹像，可惜下款未留书写年代，难知是先生哪个时期的作品。我个人认为，这副对联是本集中最好的作品。

李振九先生一生大部分时期生活在民国，他在新中国生活了十二年，至1961年去世，他这一生，经历过丧子、共产、下狱，心情之压抑可想而知，加上建国后的左倾思潮，特别是1957年的整肃，政治空气紧张，文化人缩手缩脚，文化园地百花凋零，即是先生有变异风格的想法，也根本无法实现。在那样的环境中，想使自己的艺术来一次升华，那简直是奢望。时势不见允，天又不假年，这既是个人的遗憾，更是历史的遗憾。

书法家追求的应是高古，而不应是流媚，用古人以新意，以我法造地天。清代画家石涛说，法尽而理生，理尽法无尽，他早年提出法自我立的口号，振聋发聩，晚年又提出不立一法，不舍一法，应当说是一种倒退。传统是发展的，发展就是创新。今天的创新，又将成为明天的传统，不有秦汉，哪有魏晋，所以，艺术家最可贵的精神，便是创新。

李振九先生已经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他在洛阳书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流美书风影响了一代人，在密如恒沙的艺人中，能稳占一席之地，标领数十年风骚，至为不易。在中州书坛，他不失为一位大家，在李振九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能在这里为他举行书法艺术研讨会，这本身就体现了他的价值。总结前人的得失，指导自己的发展，这应当是最可告慰先生的胜举。

言词恳切，是为爱先生故。谢谢大家。

（董高生 原《洛阳日报》主任编辑 中华诗词学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