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却的记忆

王鼎三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很多美好的、苦涩的往事都随着历史长河的波涛，滚滚东逝，唯独关于洛阳书法大家李振九先生书法作品的一些往事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碑石上，常忆常新，从来不曾淡忘。

我并不认识李振九先生，但我父亲王会文是李先生的朋友，交往颇深。我是李先生的女儿李艾娴的文友，因此也算两代人的交情了。认识李艾娴大姐是在洛阳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当得知大画家是大书法家的女儿，眼睛为之一亮，敬仰之意油然而生，这敬仰为她，也为她的父亲。因此主动和李大姐攀谈，谈老一辈的交往和友谊，谈新一代应该如何继承先人的优良传统。

追溯往事，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以林森为首的国民政府惊慌失措，立即于１月３０日迁都洛阳, 定洛阳为“行都”。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间虽然不长，仅有10个月时间。但迁都毕竟是件大事，正史对于这件大事都一笔带过，或寥寥数语说明一下而已，故这一段史实渐为人们所淡忘忽视。我父亲与李振九先生的交往是在“七七事变”之后，那时华北大部沦陷，洛阳成为北方抗敌前哨，“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在洛阳。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办公，洛阳又成为河南省会。刘少奇同志曾经于1939年到洛阳住过一个星期左右，卫立煌到过延安，接受公进步思想，刘少奇同志住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卫立煌常派副官接刘少奇去他的官邸交谈，卫立煌曾送给刘少奇金笔和路费，刘少奇劝说卫立煌一定要重视民众抗战和文化宣传，抗战必须是全民族的。因此卫立煌就着手筹办文化艺术界抗战救国座谈会。在文化艺术界抗战救国座谈会上，我父亲认识了李振九。

我父亲当时在临汝镇的一个中学当校长，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是湖南宁乡道林人，当时他倡导设立战区联中五校，解决沦陷区数万青年的就学问题，获二等景星勋章。有一次鲁荡平到南召去公干，回洛阳的时候突遇大雨，汽车不能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就住在临汝镇。鲁荡平是湖南人，很多人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我父亲本来是在洛阳师资训练所接受军事训练的，毕业后委派到洛宁县当县大队大队长，他不想参与国共之间的内战，没有就任，到临汝教书去了。父亲在师资训练所的时候有湖南同学，因此他能够听懂湖南话，并且很快和鲁荡平成为朋友。在鲁荡平的介绍下，我父亲辞了校长职务来到省民教官工作，同时还是河防通讯社驻洛阳的记者。卫立煌把筹办文化艺术界抗战救国座谈会的事情交给鲁荡平，鲁荡平让我父亲这个土生土长的洛阳人协助他联系地方文化名流。

当时洛阳的商铺很多，几乎所以商铺的招牌都是李振九写的，有“无匾不李”之说，当然林东郊、李振九、高福堂等都在邀请参加文化艺术界抗战救国座谈会的名单上。我父亲在座谈会上以文会友，认识了李先生，后来竟然成为忘年交，经常有所接触。因为我父亲叫王会文，在一次到府上拜访时，李先生赠送一幅对联：“有文皆敏妙；无物不精奇。”

有一次大书法家于右任回陕西老家视察，途经洛阳，李振九和洛阳另一个书法家通过鲁荡平将书法作品送给于右任先生批阅，于右任给李振九的字评了“字中君子”四个字，而给另一个书法家评的是“字中之贼”。

有一年，伊川地下党领导人张思贤离开洛阳，奔赴延安，要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安是必经的门户，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够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张思贤就是步行奔赴延安的。当时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一旦抓住他们，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张思贤装扮成憨子，才巧妙通过关卡，然后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他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才到达延安。

张思贤受命从延安归来，组织豫西抗日武装。当时洛阳戒备森严，对从外地回来的人审查特别严格，张思贤到洛阳后，化装成卖菜的老百姓，在洛阳老城寻找到我父亲，我父亲问张思贤：“思贤，你不是去延安了吗，怎么会在洛阳？”

张思贤小声说：“我是奉命回来组建抗日武装的，洛阳审查非常严，一时出不了城，只好找你帮忙。”

我父亲把张思贤带到李振九先生的家里，由李先生帮忙弄了一辆马车，亲自送张思贤出城。到了洛阳南门，守门的卫兵看见李先生要出城，急忙敬礼，还说：“李先生，又出去给别人写字啊？”

李振九先生神态自若地说：“到龙门给地方豪绅写字去。”就这样李先生亲自驾车把张思贤送到龙门山上，让他步行回伊川。

1944年洛阳沦陷后，人心浮动，民不聊生，大批商人被迫西迁，整个城市物资匮乏，洛阳近代商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我父亲翻龙门山回伊川老家，之后从事教育工作，再也没有见过李先生。

解放后因为父亲曾经在国民党省教育厅干过事，又是经鲁荡平介绍加入国民党的，鲁荡平已经去了台湾，有人说经鲁荡平介绍加入国民党党员还是中统特务，因此父亲就被严格审查之后打成了反革命，连书也不让教了，后半生一直在老家务农。我记事的时候父亲曾经把李先生的字挂在卧室里，对我说李振九的书法多么洒脱精湛，让我临摹。“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家很多书籍被红卫兵焚烧，父亲为了一些字画，让我帮忙在土墙上挖了几个洞，分别将书法作品藏在墙洞里，外边抹上黄泥，这样这些珍贵的东西才得以保存下来，而来不及藏匿的郑板桥竹图就被红卫兵焚烧了。

改革开放之后，我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并且在县城有了自己的房子，父亲专门从老家的墙洞里挖出李振九先生的书法作品送给我。父亲一生清贫，保存的唯一宝贝就是书法作品，其中有鲁荡平的书法，有高福堂书法，另一件就是李振九的书法。他把书法作品全部留给了我，因为我也是一个文化人，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大道三部曲》，也许父亲想让我把这些艺术珍品永远保存下去，成为传家宝。

结识李振九的女儿李艾娴女士之后，得知她正准备把尚能够找到的李振九书法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一个集子，并且亲自来我这里给作品拍照，还赠送了一副倾心之作《竹图》。

茶余饭后与李艾娴大姐畅谈文化事业，我们有这样的共识：文化需要传承和发扬，文人快意者，莫过于后继有人，使先人衣钵有人传承。作为人子，孝顺如斯，先人夫复何求？感念艾娴大姐的一片孝心，也敬仰李老先生的书法人品，特撰此文，以记不可忘却的陈年旧事，告慰李振九先生于九泉！

 

（王鼎三 作家）